C9大学：“协同创新”是相互作用中的共振和放大

作者：欣文 潘怡蒙 张鸯

“协同创新，就是相同或相似的单元之间通过合作，产生相互作用关系和共振放大效益，形成高效有序的创新机制。”10月8日，在“2012年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协同创新”的解读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会上，来自C9和Go8、AAU、LERU等中外大学联盟的高校代表，以“面向2020的协同创新道路”为主题，结合所在高校的实际情况，探讨协同创新之路和中外大学联盟的发展与合作。与会的C9大学校长和书记在会上分别阐述了对“协同创新”的理解和认识，介绍了各校在协同创新方面所做的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和困惑，并希望借此次会议探讨解决的路径。
    
       “协同创新”是大学必须面对的历史命题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分别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倡导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中国大学承担的国家使命等不同视角，分析了“协同创新”的内涵和表象特征。
    
      张杰在谈到中国科研体系与大学体系的变迁时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通过大学的合并，加强了教学科研，促进了综合性大学的建设。1952年院系调整中分离的很多学校重新回到了综合性大学的体系中，而中国科学院也逐渐聚焦到了四个领域，包括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生物技术和资源环境技术，形成了独立的科研国防体系，工业部门也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科研体系。但张杰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体系与大学体系依然存在前30年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首先是条块分割，不同的科研部门，尤其是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更多关注本领域的需求；一些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了利益驱动下形成的技术壁垒，突出出现在电信、石油、铁路行业，给科研创新造成很多的困难。同时，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大学之间在功能方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定位重叠以及定位混乱的问题。张杰说，“在一个大科学时代的当今，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协同创新是中国发展的自然趋势使然，是历史赋予的任务。”
    
      郑南宁在发言中提出了“协同创新”中的文化命题。他认为，我们目前要面对的是创新过程中“问题驱动与市场驱动”以及“国家计划和计划体制与自由探索”这两对关系。中国目前面临的“协同创新”与上世纪50年代科研的自主自立开始，围绕一个特定的课题为目标，汇聚国内最优秀的创新资源，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核心动力的组织方式在手段和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历史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今天的大学协同创新不能完全复制当年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模式。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和我们的不同的领域，体制机制如何适应当前的协同创新，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解决和重视的。
    
      杨卫说，从协同的理论来看，所谓的协同创新就是多个独立的，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组织形成的目标趋同、知识互补、运作配合、收益共享的创新模式。他提倡从创新的动力上去理解协同中的互赢和多赢的关系。他认为研究型的大学应该主导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可以同时完成塑造知识和人才这两大研究型性大学使命，大学应该是以自由探索与协同创新并重。他说“通过研究型大学来做协同创新，可以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比，这个产出不仅仅是知识、科学技术，更是人才与科学的双重的产出。它最重要的是在于通过这样的一个协同创新的过程，可以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
    
      “协同创新”路在何方？ 
    
      协同创新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中国大学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的路径。在这样的共识下，各位发言人分别以各校的实践为案例，阐述观点，介绍做法，提出建议。对于协同创新目前存在的挑战，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认为必须要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利用协同创新平台锤炼领军人物、战略科学家、首席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如何让学生从中受益，包括如何让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享平台优质资源，以及如何与教育部“珠峰计划”相衔接？如何解决传统科研模式“小而散”、“科研孤岛”的顽症以凝练“大方向”和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大科学”问题，引领和迎接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浪潮。切实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包括长线性基础研究的能力？如何通过科学的内部和外部评价进一步激发创新平台中各成员单位的活力，实现“1+1>2”的效果，使平台取得快速、高效、健康的发展？如何在校校、校所、校企等协作成员之间建立合理的领导和管理模式，包括岗位设置、资源共享、跨校跨学科人员聘用、职务晋升、成果发表、专利归属等？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说，协同创新的关键就是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着力突破高校内部和外部存在的壁垒，有效地调动和汇集多学科、多部门的创新力量，使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大跨度的交流、整合，充分释放出彼此间的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建立与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各创新主体实质性合作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发言时强调，协同创新必须结合国家发展的需求，大力倡导问题导向的原创研究，从跟踪为主的被动模式转变为超前布局的主动模式。另外，鼓励教师研究转向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认为，基础研究和产品、市场之间，通常大家都认为存在一个转移转化的障碍，被称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死亡之谷，如何跨越“死亡之谷”不是让大学直接去开发市场、开发产品，而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通道和一个链条。他建议，大学和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合作，要注意定位，大学不要去做研究机构的事情，去做企业的事情。从自由探索到企业产品的研发是一个很长的链条，大学的价值导向和企业效益要求的区别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大学、企业相互合作，应当各负其责、各得其所，真正形成一个满足我们国家从基础自由探索研究和产品研发的新创新链条。侯建国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他说，这个政府投资31亿的研究院，期望以体制机制为突破口，作为学校主体教学科研的外延，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研究院的根本任务依然是人才培养。培养应用型的高端人才是大学的任务，但希望在这个创新平台上探索一条路，通过政府的支持、机制的协同创新来实现跨越“死亡之谷”。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丁雪梅认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非常迅猛的时代，“协同创新”的推进能够促使中国的高等学校以及协同合作的单位更加主动地、有意识地从整体的角度、从机制的层面、从长远发展来思考和实践协同创新。她说，2011年之前的“协同创新”尝试可能是比较多的关注于项目层面或者是科研层面，比较多的注重在一时的或者是短期的合作效果。较少去考虑整体，比如说如何把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同时也是比较多地关注在任务的完成，而较少的去考虑机制建设；对它的长远发展比如说是协同创新的文化建设以及领军人物、青年骨干培养考虑比较少。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认为，文化强则民族兴，创新强则国家兴，加快大学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着力提高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以认识世界的知识发现与以改造世界为主的技术创新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因为我们觉得大学它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于发现新的知识，进而来推动改造世界的技术创新。
    
      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说，必须把握协同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第一是成功的协同创新要能够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的专业化向多样化、系统化方面发展，促进多层次、复合型的创新人才的成长。第二是成功的协同创新依赖于高校发挥非市场利益主体的纽带作用，这点学校很有发挥的空间。学校没有自己的市场利益，可以把一些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团结在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大家建立共同的创新发展目标，这也是一种大学在“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我们认为不能以短期效益为目的，要全方位、全过程、长期地、整体地来推进。另外协同创新要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核心作用，形成自主自愿的结合和协同，在竞争中协同，在协同中竞争，这样激发创新性。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认为，协同创新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高水平和前沿来提升开放合作质量和水平。大学要面向科研的前沿，以自然科学为主体，以世界一流为目标，巩固发展国内外顶尖大学的科研机构的战略关系，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协同提高和获得较大的发展。
    
      多位发言人在建议中提出了“评价体系建设”的问题。建议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和模式，建立明晰的评价标准，从“在大学整体发展中的作用”、“基地的运行情况”、“研究活动”和“人才培养”四个角度来评审“协同创新”机构或是平台发展的水平和效果。
    
      协同创新的探索
    
      国内诸多C9高校在协同创新方面做了积极地探索。发言人在研讨会上均以本校实践为例，做了介绍，包括体制创新、围绕国家目标的大平台建设和行业合作等。
    
      第一、体制机制创新。张杰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建设的“信息产业研究院”，这是一个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地方的研究院，包括重点企业设立研究中心，和兄弟院校建立合作平台。他说，我们的期望是使交大工科逐渐转型，超前五年或者是十年，逐渐过渡成一个现代的工科，更好服务上海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建设。上海交大还与重点企业设立联合研究基金，去做一些企业未来的技术领域研究。
    
      第二、围绕国家战略确定重大的攻关项目协同创新。朱之文介绍，复旦大学正在重点培育几个协同创新中心，就充分考虑了上述的要求。比如，脑功能重塑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性材料高协同化的协同创新中心，既有科学前沿类，也有行业产业类，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产学研用合作共赢的无缝衔接模式。
    
      第三、高校与行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丁雪梅说，与企业的协同创新主要形式是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本质属性也是一种管理创新，如何打破部门、领域、行业、区域的界限，实现最大限度的整合，在这方面我们学校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两家联合组建了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瞄准未来10年到20年我国这一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力量进行协同创新，同时重点是要着力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实现资源共享、人才的会聚。吴志攀说，北大依靠学校基础学科比较雄厚的基础，以新兴前沿的工程科技科研项目为主体，以培养战略新兴产业为和培养传统产业为重点，建立新的产学研合作的新的层次和新的领域。先后在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产业技术转移中心以及整合全校的科技及产业化的研发力量和资源，与重点行业和一些龙头企业进行共同协商，筛选项目，共同处理流程，共同推进校企合作。
    
      第四，面向服务地方传承创新。吴志攀介绍说，北大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打造协同创新的平台为依托，先期介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对对口支援西部地区为已任，已经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国内合作的工作体系和多层次的社会服务战略的布局。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瞄准国家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目标，加大校内科学布局的调整和交叉学科的力度，深入地发掘潜力，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郑南宁说，这几年来西安交大一直在推动怎么把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协同创新，我们先后建立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高端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和面向区域发展的煤的高校计划与规模利用的协同创新中心。同时也面向未来国际太空和平利用太空信息工程协同创新中心，以及面向行业产业的先进电力能源综合协同及装备协同创新中心，还有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研究院是针对如何处理好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而建立的面向基础研究、交叉研究的场所。

来源：浙江大学新闻网|http://www.news.zju.edu.cn/news.php?id=36104